荷载评估报告这也是一次罕见集中了如此众多的建筑界高层官员、学者、设计师的会议。业已退休的原建设部正副部长、15位院士、几乎所有国内大型建筑设计机构的负责人以及著名独立建筑师，悉数到场。
三十余年来，中国当代建筑的种种积弊，罕见地被如此摆上桌面，集中炮轰。千城一面、山寨横行、跟风刮风、求大求洋求怪……国家大剧院、央视新大楼、鸟巢、水立方等“四大建筑”，更被院士点名批判。
2013年11月22日，“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国际高端论坛在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中国工程院主办，以中国当代建筑为主题的国际会议。
这次盛会源于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的课题《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研究》。课题前期汇集了东南大学、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还将集纳此次会议观点，核心建议将以院士建议书的形式送至国务院。
部长级“炮手”
“就像环境恶化一样，建筑业也到了除弊创新的阶段。”前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宋春华说。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里，竣工的建筑是现在存量的70%以上。
黄金三十年，却已积弊颇深。与以往建筑界会议务虚的学术气息不同，这次会议开门见山，独有基调直指除弊创新。
“价值判断失衡、跨文化对话失语、体制和制度建设失范，已成为制约我们建筑设计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会议一开始，执行主席程泰宁的报告就充满了危机感。
原建设部部长叶如棠在会议致辞时，同样强调危机：“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千城一面，过分追求大广场、大马路……”
宋春华的主题发言，更是言辞犀利。如此级别的原建设部官员，在如此场合，炮轰之猛烈出乎许多参会者的意料。四十多分钟发言，几乎都是“炮声”。
“我们现在讲千城一面，什么面？是浅薄俗气、伪装洋气的假面具、洋面具！”
“到处都在跟风刮风……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是迪拜的高层楼，一个是扎哈、盖里（均为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的非线性之风。好像不做非线性，建筑师就不行了。”
他的现场PPT播放简单有力：GDP崇拜，大干快上；政绩冲动，人治所为；规划管理软弱缺位；建筑设计缺乏创意。
千城一面已是老话题，但宋春华的发言依然引起了建筑师们的共鸣，台下掌声一片。
共鸣声在第二天圆桌讨论时延续，多位院士和建筑师对此意犹未尽。
中国工程院院士魏敦山举例道，国家大剧院建成后，全国一窝蜂上马大剧院。“舞台都是升降推拉转，真正用的没几次。”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崔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听说杭州原来的领导带队上迪拜，说应该把杭州盖成东方的迪拜。”
“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荒谬体制。”宋春华引用外界的评论说，“在中国的城市里，你能找到若干个美国城市的复制品，找到埃菲尔铁塔，找到若干个欧洲名城的拷贝件，更能看到众多的罗马式建筑。”
“我们是一个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很多两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但现在，改造后的城市，越来越看不到城市大树的年轮，看不到城市老人的皱纹，反倒像是用激素催生的树木。”宋春华感慨道。
城镇化进程在延续。宋春华对着台下的建筑师们说，如果说上一个三十年已经失败，那么下一个三十年，“我们建筑师要反思自问：我们能给下一代留下什么？到新中国一百年，我们又给共和国留下了什么样的建筑？”
“四大建筑应该一票否决”
另一位“炮手”沈祖炎显然是有备而来，与宋春华抨击现象不同，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结构学大师展示了详尽数据，目标对准“四大建筑”：国家大剧院、鸟巢、央视新大楼和水立方。“铺张浪费的四大建筑应该一票否决。”
“我就是要刹一刹这股建筑学的奢靡之风。”沈祖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此次会议集中批判的重点之一正是“求高、求大、求洋、求怪、求奢华气派”的怪状。
——在沈看来，国家大剧院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产物”。“追求建筑效果的大屋盖，没有任何实用功能”，而其结构迫使主体建筑向地下延伸24到34米，存在安全隐患。
——“鸟巢”用钢指标达到712kg/m2。沈祖炎用“惊世骇俗”来形容这一数字，被批评浪费的国家大剧院，用钢量也不过是263kg/m2。“它的结构自重占总荷载70％以上，存在安全隐患。”
——央视新大楼被沈祖炎认为是“追求奇特造型”。他曾受邀进行研究，认为这种“严重不规则的超限高层建筑，（在抗震性能上）存在安全隐患。北京有过地震史，一旦发生强震，不敢想象”。
——“水立方”则是“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典型。“整个结构2万多个杆件和1万多个节点球无一相同，施工图纸达3万多张，光绘制就耗时一年。”而充气枕能耗大，负担沉重。
这四大建筑争议早已有之，但像沈祖炎用结构学数据来批判的，却还是第一次。会场顿时一片骚动，本因枯燥的结构主题而暂时离开的建筑师，也都赶紧回座聆听。
在程泰宁的词典里，它们被称为“反建筑”的建筑。程批评说，建筑本身失去了本该具有的价值，成了违背理性的“炫技表演”，甚至异化为“超尺度的装置艺术”。
这无疑违背了业内知名的《北京宪章》所提出的“回归基本原理”——它要求建筑设计能够满足适用、安全、生态节能以及技术经济合理等基本要求，而非过度着眼于美学概念。
这个在1999年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达成的共识，被公认为建筑界的纲领性文献，正是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建设性破坏”而来。
“这股风是有传染性的，重大工程一搞，全国都开始流行。”沈祖炎说。程泰宁也认同这一观点，他举例说，一些城市行政建筑的超标准建设、部分高铁站房追求高大空间以至建筑耗能严重。
“这情景可算是世界罕见。”程泰宁感慨说，甚至那些西方最前卫的建筑思想，在中国也被无条件接受，以至一位美国前卫建筑师坦言：“如果在美国，我的设计不可能真的建起来。而在中国，一切都是可能的……这种现象，不可思议，耐人寻味。”
西方设计师的“超国民待遇”
内忧之外，中国建筑界亦处在外患的包围中。这也是此次会议反复被热议的话题。甚至程泰宁、何镜堂、崔恺和邹德慈四位院士联合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们问得最多的也是这个话题。
“二十年来，中国的高端建筑设计市场已基本上为西方建筑师所占领。”程泰宁说，崇洋之风弥漫全国，“大家已经看到，当前在中国，西方建筑师的作品以及大量跟风而上的仿制品充斥大江南北”。
此前，程泰宁的课题组已对北、上、广的城市核心区约一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调查，发现在上海这个区域内，26幢建筑无一为大陆设计师设计；广州的12幢建筑中，仅3幢为国内设计；而北京的8幢建筑全部由西方建筑师设计。
“大城市尚好，在二三线城市这种风气尤其严重。标准定得非常高，一搞就是普利兹克奖（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2013年获奖的王澍是第一个中国人），这等于中国人就几乎不能准入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倪阳说出了诸多中国建筑师的怨气，“地方政府想做噱头，宣传无可厚非，但至少可以给个机会吧。”
“大家的要求，只是希望能打破国外建筑师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让外国和中国的设计师有公平、公正的环境和条件，大家凭本事吃饭。”邹德慈说。
程泰宁回忆说，有次他参与设计的一个项目中标后，业主方一定要求有国外设计机构挂名，最后公司不得不花钱邀请国外设计师署名。
这让整个中国建筑界形成恶性循环。多位院士和设计机构负责人纷纷附和、抱怨，说由于无法获得项目，一些大型建筑师事务所只能沦为外国事务所的“绘图机构”，中国建筑师罕有参与大型项目设计的机会，更毋庸谈创意设计。
“年轻，本是思潮最活跃的时候，但现在年轻人却难有平等的机会。”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院长王昀说。这直接导致年青一代缺乏成长机会。
“我们有民国建筑，还没有共和国建筑。”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年轻的独立建筑师张雷感慨。
“如果这种文化失语、建筑失根的现状不能尽快得到改变，再过三十、五十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基本结束，到那时，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建筑和城市形象来圆‘美丽中国’之梦？建筑作为‘石头书写的史书’，又怎样向我们的后代展示二十一世纪中国崛起的这段历史？”程泰宁说。
